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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则从经济行为的角度阐释分工，强调分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他认为分工通过专业化降低了劳动转换的时间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促进财富积累和社会繁荣。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市场扩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分工的机制由市场自发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依据自身环境和差异选择擅长的领域，通过交换满足需求，而这种交换行为将个体的自利行为转化为社会的整体福利。因而这种基于自利心理而产生的交换行为需要一种交换媒介

　　当个体通过最初的劳动获得财富后，他会如何处理这些财富呢？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他通常会选择消费、储蓄或投资这三种方式之一。亚当·斯密认为，一个社会的总资产等同于其全体居民的总资产，而这些资产可以分为三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且不产生收入和利润的部分；作为固定资本长期使用、不参与流通但能产生收入和利润的部分；以及作为流动资本、通过流通来产生收入和利润的部分。显然，消费对应于斯密所说的第一种消费性资产，而储蓄行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通常被视为广义上的投资，投资则更侧重于后两种资产的使用方式。如果个体选择消费，后续需要继续通过劳动而产生收入被称为工资，个体选择储蓄可以通过银行产生利息收入，当个体选择投资通过承担风险扣除支付他人劳动成本的剩余则为利润。在《国富论》中也提及的第三种收入：地租，一种完全来自于土地的稳定收入。这些经典理论对于资本和收入的分类虽然在今天的经济体系和会计核算中略显粗糙，但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算是较先进的思想。

　　有种说法认为富人赚得多他们花在闲暇上的时间也会变多，其实不然。贝克尔认为时间可以通过货币收入转化为商品，因此能够将商品和时间联合成一个约束。收入增加时，人们更愿意购买节省时间的服务，而非真实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换句话说收入提高将影响所购买商品的质量，这不仅由于收入对质量的影响，也是产品对时间的替代。同理，养孩子是项“非生产”的时间密集型活动，利用许多本可用于工作的时间，它的相对价格对于高收入人群较高，这也是高收入人群不生养孩子的部分原因。

　　凯恩斯将消费分为两种：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当前消费是家庭或个人将收入直接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当下需求的支出，而未来消费则是通过储蓄将收入转化为未来的消费能力，通常表现为储蓄存款、投资（如购买股票、债券或企业扩大生产）。而储蓄转向完全投资的情况下并没有那么顺畅。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谈及“在非静态的经济社会中，由于对长期耐用资产的狂热投资，使得资本在迅速膨胀的同时还储存了大量可供新投资使用的偿债基金和折旧费用，却因设备的完好无损而一再搁置，这将是引起经济萧条因素。”换句话说，如果资金的流动没有很好从储蓄流转于投资最后流向消费，流程上的暂时搁浅都会对就业量产生影响。

　　各国首先采取的措施通常是提高农业和工业品的保护性关税，这会抑制贸易流动，并将风险转嫁给贸易伙伴，进而引发贸易战。其次，就是争相建立殖民地，自由贸易是反殖民主义的，但宗主国可以从殖民地中获得市场和原材料的特权，通过对海外人口的剥削降低国内阶级关系的恶化，而这种帝国主义的兴起也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后续，英国、美国等多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度，但其经济和金融依然是以稳定汇兑和稳健的货币为基础的。

　　当我们在超市货架前犹豫买哪个牌子的薯片，在学习成长上选择当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在职业岔路口纠结选稳定还是冒险，本质上都在参与一场关于选择的哲学实验。但真正的选择智慧，在于明白没有完美答案——就像波兰尼所说自由是失去与获得的平衡。下次面对两难抉择时，不妨问问自己：这个选择是让社会更高效运转了，还是让某个齿轮的咬合更有人情味了？毕竟，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该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该是让每个选择都能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