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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非国家高度团结、命运与共，依托的是共通的历史记忆与政治经济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的国家虽摆脱了殖民统治，但“独立”并不意味着“自主”，其中大多数国家仍被束缚在从旧殖民体系延续而来的高度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结构中，工业体系残缺、对外依附严重、基础设施落后，发展之路困难重重。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面临着卷入两极意识形态对抗漩涡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酝酿新的国际合作方式，试图摆脱冷战思维，在更广阔的亚非范围中推动新独立的国家团结起来，万隆会议应运而生。

　　万隆会议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高光时刻。作为重要参与者，中国展现出积极的外交姿态，提出求同存异的理念，有效弥合了各方分歧，使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为代表的共识性成果。宣言明确提出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不使用集体防御、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不以侵略相威胁、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促进相互利益与合作等十项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理念从“强权支配”向“共识驱动”转变。这些原则如今也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为国际社会所遵循和认可。

　　通过万隆会议，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走向世界。中国在与印度、印尼等国的互动中，展现出超越阵营的合作姿态，塑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范式，为冷战形势下亚非国家的发展开辟了独立空间。这些团结起来的亚非国家既不试图构建一个意识形态联盟，也不谋求建立新的政治集团，而是以多元发展、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冲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逻辑。自此，以亚非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强劲，各国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仍然存在，全球治理赤字、发展失衡、文明对立等问题层出不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严峻挑战，个别国家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那些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经济体仍在承受着不公正治理体系所带来的发展困局。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弘扬万隆精神，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坚守，更是对现实困局的回应，激励着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团结合作、联合自强。

　　第二，从求同存异到共商共建共享，体现出全球南方新的治理逻辑。在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的理念曾为文化、宗教、制度各异的国家奠定合作基础。如今，全球南方国家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政策协调与项目合作，体现出了更强的协同治理能力。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它不仅带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也搭建多边协商、共赢发展的平台。这一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战略计划等多国的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成功对接，推动形成一大批可视化成果，促进了全球南方的共同繁荣。

　　第三，从反殖反帝的集体抗争到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是全球南方参与建构国际秩序的重要路径。万隆精神强调和平共处，为南方国家在冷战时期争取话语权和政治空间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当今多边主义遭遇挑战、全球治理失序的背景下，从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到坚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再到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全球南方国家正积极参与构建更加包容、公正、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推动者，而这正是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深化与升华。

　　中国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项目，加速了相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东非，亚吉铁路将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港口相连；在印尼，越来越多的人乘坐雅万高铁去万隆度假或返乡……“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布局显著改善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交通状况，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能力，打破了这些国家以往仅靠出口原材料来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单向依附关系，提升了发展的自主性，为推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积极开辟团结合作的新平台。中国不仅带来基础设施意义上的“路”和“桥”，还搭建了更多不依赖旧有不公正治理体系的合作网络，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修路建桥”。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融资选择；总部位于中国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首个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立并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打开了新通道，成长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兴力量和全球南方合作的金字招牌。中国还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联合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等，在技术转让、产业对接、绿色能源等诸多领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切实帮助，推动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中国为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鼓与呼。旧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很多议题设置往往隐含发达国家利益偏好，选择性忽视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一系列非传统议题上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力求突破全球议题设置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主张必须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发展阶段的差异，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数字技术问题上，中国倡导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和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等，助力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共同反对数字霸权。